对话邬贺铨:工业智能化要破除体制障

2015-01-05 19:42

智能制造不是根据固定程序执行生产，而是产线具有大脑，能自主判断并自我调整。中国要想从制造大国迈向制造强国，除了技术上的发展，更需要跨界融合，而最大的障碍在于体制问题。政府应该为企业营造好的环境并提供信息化方面服务。
1月4日由中国工程院主导的“制造强国战略研究”重大咨询项目将为工信部“中国制造2025”规划提供重要的调查咨询意见。为此，记者专访中国工程院院士、“制造强国战略研究”重大咨询项目副组长、中国工程院原副院长邬贺铨院士，为读者解读中国智能化工业发展所面临的多种挑战。

记者：德国近年提出了“工业4.0”，中国在发展新型工业化的背景下也提出了工业化和信息化融合(两化融合)，未来中国还将针对“中国制造”的智能化生产专门提出新的规划。在您看来，智能化的制造业是什么样的?中国目前处于何种阶段?
邬贺铨：两化融合是一个大的领域，不是简单的“机器换人”，它包括了工厂生产制造的所有环节。
例如，当前产品设计的流程是：计算机设计、计算机模型检验产品性能、数控机床加工生产。这种数控化生产并不是制造业的最终目标，我们希望制造业最终能够智能化。
智能化的制造业不应该仅根据固定的程序来执行生产过程，而是应该根据生产过程中传感器所检测到的被加工工件的实际状况，实时修正程序，并调整生产工艺。更理想的状态是，生产线可以自动适应环境温度、材料性质的变化，并自动调整生产程序。这就是智能化的制造。
从生产线上下游的垂直的集成，过渡到工厂与工厂之间的横向集成，并继续深入至从供应链到最终用户的端到端的集成，这是新的工业化的几个重要特征。德国把这种新的工业化称为“工业4.0”，在加工制造产品的同时加工信息，或者说加工信息的同时制造产品，并且把大数据、物联网更好地融合，把物理世界和虚拟世界更好地融合。
只是，目前我国很多制造业工厂还没有完成数控化过程，即便过渡到智能化，单机的智能化也不能代表生产全过程的智能化。
“工业4.0”对中国企业而言是一次难得的机遇。中国的互联网企业发展迅速，在消费领域，中国已经赶上了美国——如电子商务。但是，在产业互联网方面，中国还存在很大的发展空间。麦肯锡公司用两个指标来衡量一个国家的产业互联网的发展：云计算渗透率和中小企业互联网使用率。在这两个指标上，中国仅达到美国三分之一甚至更低的水平。
我国虽然是制造大国，但不管是要迈向制造强国，还是继续维持制造大国的地位，都是极具挑战的。我们不能继续享受低廉的劳动力所带来的低人力成本，也不能靠大规模利用各种自然资源来提高产量，我们只能依靠创新，利用信息化技术改进制造业，提高我国制造业的竞争力。
记者：新的工业生产模式支持个性化生产，比如3D打印技术。但在人们的常识中，工业化生产是规模化大批量生产，与个性化生产是矛盾的。事实果真如此吗?
邬贺铨：在工业生产没有信息化之前，两者确实是矛盾的。但在信息技术与工业生产融合的智能化生产时代，规模化生产与个性化生产是可以互相融合的。
举一个例子，某服装厂可以为客户提供定做服装的服务。用户在测量完自身的数据后，可以从企业提供的上百种款式搭配中挑选自己喜欢的款式，甚至可以自己设计款式和服装版型，连纽扣、扣线都能自己选择。用户确定要求后，数据将被发送到工厂。工厂系统自动制版，并且把制作工艺分配至相应的流水线。每件衣服都是个性化的产品，但生产过程却依然是大规模流水线生产。
这种个性化生产的成本只比普通大规模生产高10%，但售价却是普通大规模生产服装的一倍，因此公司的利润非常高。这就是一个个性化和大规模生产融合的例子。未来，面向消费者的产品，必然向个性化方向发展，这是趋势。
记者：智能工业需要信息化和工业化的融合，您过去曾经提到，这是一次跨界的融合。在您看来，除了跨界之外，中国的制造业在向智能制造转型的过程中，还面临哪些困难?
邬贺铨：跨界是困难之一。懂信息技术的人，不见得懂工业生产的流程。在工业企业中，很多大企业也拥有信息部门，对于这些信息部门的人来说，要了解工业生产流程就相对容易一点，但他们的问题在于：信息部门的人往往职位不高，他们所在的部门也往往不是企业的主要利润贡献部门，在企业他们的话语权不高。因此，完全靠他们也不一定能把企业的信息化和工业化融合做好。
不过，这些都是比较容易克服的困难。我认为，更重要的问题在于体制问题。
信息化过程是一个流程再造的过程，它降低了人的决策作用。过去很多事都要靠人来进行决策，信息化之后，数据透明化，人治的作用就下降了。但企业中的领导者、城市的管理者愿意将数据透明化吗?愿意削弱自己的决策权力吗?原本依靠信息不对称而进行的管理在信息化面前将受到巨大挑战。
所以，工业智能化、工业化与信息化融合还面临许多体制上的障碍，这些障碍还需要在磨合当中逐渐解决。
记者：政府在促进新型工业化方面应该如何行动?
邬贺铨：当前，中国还处在工业化的中期，政府要做的就是营造一个良好的环境。
例如，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和更好的发挥政府的作用，这就是中央层面所希望营造的大环境。目前，我国有一些市场不是自然形成的，它们被某些部门或企业垄断，为了自身利益而限制一些新产品的应用。要破除这些现象，就要发挥政府的作用。
又例如，地方政府可以为中小制造企业在信息化方面提供服务和指导。以浙江为例，浙江的产业以区域经济、县域经济为主要特色，不同区域有不同的工业生产分工。比如，台州以工程机械产业为主，其下属的各个县的各个企业分别承接工程机械产业链的不同生产环节。
台州工程机械产业链中存在大量中小企业，企业自身技术水平不高，也没有什么研发能力，而这些“空白”就恰恰可以让政府发挥作用。当地政府建立或计划建立了一批非盈利性技术支持中心，为中小企业提供信息化服务和技术支持。
而且，浙江非常重视物流系统的建设，这又间接促进了浙江的物联网发展。这些都是值得借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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