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体》：当我们谈论科幻时，我们在讨论什么？

2016-07-25 11:04

科普重任与国族建构，是“科幻小说”作为一种“被译介的现代性”在中国生根发芽的基本动力，刘慈欣的《三体》系列完成了对这二者的双重超越，堪称一部“列之于世界大科幻中亦无愧色”的成功作品。

中国科幻文学诞生已逾百年，刘慈欣的《三体》系列堪称第一部跻身“世界名著”行列的长篇巨作。这套科幻巨著用以构架全书的核心设定，是“宇宙的黑暗森林状态”，这是刘慈欣以物理学家大卫·布林关于地外智慧生命的“大沉默”理论为蓝本做出的“宇宙社会学”设想，也是自中国科幻小说诞生以来就一直附灵其上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转化与升级。

《三体》三部曲
20世纪初，中国的第一批科幻作家，困于“亡国灭种”的深重忧患，一方面试图以通俗的文学形式普及科学，以达到启蒙民众、救亡国族的目的；另一方面又深受当时盛行的思潮所影响，将他们对于科学技术的幻想与富国强兵的理想相混合，在小说中进行未来种族竞争的“大演习”。这样的科幻写作，充满了社会达尔文主义默许下的血腥与残酷。
新中国成立之后，“帝国主义”受到了批判，但二元对立的格局依然未变，只是由殖民与被殖民的对立转变为了意识形态的对立。作家的国家主义、民族主义立场也是和晚清先辈一脉相承，在他们对未来的想象中，中国借由科学技术的优势和意识形态的优越成为了世界上最先进的国家。“新时期”的科幻小说符合那个时代主流的未来想象，就像郑文光的《飞向人马座》的开篇所概括的：“在20世纪70年代那会儿，我国和科技先进的国家相比，整整落后了四分之一个世纪。依靠一条正确的领导路线，一支精心培育的科学技术大军，一支勤劳、勇敢、能打硬仗的队伍，经过几十年的奋战，我们赶上来了……”
从“保国保种”到“落后就要挨打”，再到“实现现代化”，晚清以来中国的发展始终承受着沉重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心理压力，而与民族-国家建构历程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中国科幻小说创作，也因此表现出极强的技术崇拜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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