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体》为谁而鸣？——拆分刘慈欣的科幻密码

2016-07-05 10:51

德国汉学家瓦格纳（Rudolf G. Wagner）在一九八五年提出一个假说，认为中国自一九七八年以来爆发式流行的科幻小说是一种知识分子群体的“游说文学”（science fiction as a lobby literature）。瓦格纳发现，不像同时期外国科幻小说常呈现未来社会的各个部分（阶层），中国改革开放初期的科幻故事重复讲述的，是在远离了“阶级斗争”和“生产斗争”的边疆飞地，科研工作完全不受政治干预和资源限制地开展，同时在科学家主人公以外，政府、党、军方、工农都未扮演任何角色。因此瓦格纳认为，新的科幻文艺是这样一种文学：通过描绘科学家在未来社会中所扮演的主导角色，来展现知识分子群体对科技兴邦的诉求。
然而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科幻文艺的矛盾在于，一个知识分子从政治运动中走出来的时期，也恰恰是国家科技预算大幅削减，尖端技术项目纷纷下马，武器和战略工程的“飞地”难以为继、逐步瓦解的时期。换句话说，在“科学的春天”的同时，也带来了“卖导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脑体倒挂”“以市场换技术”等说法。
因此当《三体》这样的故事，想要在现实历史的时间轴中检索出一块资源无限供给的飞地以安放一个地外生命搜寻项目，并以此开启另一条时间线时，这个另类历史的现世接口便只能安放在六七十年代。而现实历史也正好终止在红岸基地的解体，即刘慈欣所提示的八十年代国防预算的削减。其后，故事就进入了与现实平行的另类未来。

红岸基地
冷战与“文革”，这一二十世纪内部尚未被打开的时空褶皱，在刘慈欣的科幻文学中向我们展露了其危机与可能性并存的复杂面貌。不同于八十年代的科幻小说与过往的诀别，《三体》作为一个架空历史故事，从一开篇就是一段从冷战与“文革”中派生出的替代性未来史，就其对我们原有历史和文化经验的扰动而言，《三体》可算是一部十足的“冷战朋克”“‘文革’朋克”??在传统的建制性“文革”叙事中插入冷战元素，将历史的主舞台从城市政治运动转向大兴安岭深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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