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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奋斗》到《欢乐颂》：十年之间，时代精神已变

2016-05-10 10:01

《欢乐颂》中的新中产：他们的集体时代气质是“不敢任性”
侯鸿亮带领的正午阳光制作团队，在《伪装者》《琅琊榜》之后，再次制造出了《欢乐颂》这样一部话题之作。
不同于前者在民国风云或架空历史中讲述情怀，《欢乐颂》从题材到形式，都充满了当代性与现实感，就连它成为话题的方式，都彰显着中国大众文化市场正在悄然发生转移：剧集的卫视收视率排名在第3-10名间游荡，而网络播放量却高居榜首，微博话题热度更是居高不下。
有网友戏称，虽然一集也没有看过，但是只刷微博，就能知道几个人物是安迪海龟高智商、曲筱绡毒舌富二代、樊胜美虚荣、关雎尔乖，还有个邱莹莹笨脑袋。
《欢乐颂》走红的方式，标定了它的受众大多是活跃于网络空间的青年一代，他们对于社会问题与现实生活，有着更为敏感和直接的反应。
而《欢乐颂》能够获得青睐的原因，精良制作的外衣下，包裹的是其内核的真实。《欢乐颂》不吝揭开当代都市生活光鲜背后的艰辛，也坦然承认社会阶层的存在和固化，正是在这些夹缝之中，中国新中产才显露出寻求自身定位、创造自我话语的顽强努力。

从《奋斗》到《欢乐颂》：不敢再任性的青年一代
提到表现当代都市青年生活的电视剧，绕不开的是赵宝刚的《奋斗》。这部2007年的剧作中，主人公陆涛从爱情到事业，都充满了浪漫主义色彩。
他和同样出身平凡的夏琳一见钟情，因而决然与富二代女友分手，希望两人一同奋斗、获得成功。从天而降的生父，作为成功的商人、富豪，交给他重要的设计项目，让他实现自我价值。
他却不满生父在商言商、将他的项目转手卖掉，想要跟随项目继续运作，不惜将两千万奖金全部投入，最终让公司亏损三个亿。
赚了两千万又怎样，赔了两千万又怎样？佟大为饰演的陆涛，将POLO衫的领子高高竖起，梗着脖子、抬起下巴，骄傲地睥睨着这个世界。
就连副线杨晓芸与向南的爱情故事，也充满了不作不死的折腾。情到浓时，两人偷户口本出来结婚，被生活的鸡毛蒜皮折磨，就一拍两散地打胎、离婚，看到新欢出现、心中涌起醋意和不甘，就再次重归于好。结婚、离婚、复婚，都只是为了验证他们的爱情与青春。
一群生活在北京的青年男女，住在废弃工厂的大厂房中，门口漆着“乌托邦”——这的确是一个乌托邦之梦，他们仍旧怀有成为著名建筑师、服装设计师的理想，心心念念着“法国”这个浪漫的彼岸，坚定地相信可以通过奋斗获得成功，并且在这个充满规则的社会中任性地横行霸道。
《奋斗》作为里程碑式的作品，与其说是一个阶段的开始，不如说是一个时代的结束。50后赵宝刚的青春幻梦和热血激情，以这种理想主义的方式，完成了最后的谢幕。

2008年全球金融海啸所引发的，是新世纪后轰轰烈烈的全球化浪潮逐渐减速，乃至进入今天的逆全球化阶段。
经济蓬勃发展的时期，在人人梦想成真的宣传和账户上不断上涨的数字的双重作用下，阶层的区隔并不明显，而大浪退去，现实就会如同岸上的沙石一般显露出来。
整个世界范围内，都遭遇着社会结构板结、民族主义高涨。中国大众文化领域中，人们从《奋斗》的浪漫情愫中，调头进入《蜗居》《裸婚时代》《北京爱情故事》的严峻现实，直到今日的《欢乐颂》。
十年之间，时代精神已然改变。青年人从北京郊野、废弃厂房的“乌托邦”搬入繁华上海、高楼林立的“欢乐颂”，“追求理想”被“只求生存”替代，成为他们的主旋律。
《欢乐颂》中合租在2202的三位姑娘，哪个不用在算盘里生活？在外企实习的乖乖女关雎尔，一面担心年终考核后能不能转正留下，一面发愁实习工资只够负担房租水电，连换季添衣都要妈妈出手。
小城姑娘邱莹莹，凭着一腔热血要在上海立足，奖励自己时就买包甜甜圈，房东涨价就自己带饭上班，楼下早餐铺四五块钱的包子白粥，“自己做成本才一块五！”
三人中工资最高的樊胜美，外企HR月入过万，小账本上各项开销盘算下来，也是所剩无几。连衣食住行都要好生计算，她们哪里还敢任性？

生活如此，爱情亦如此。想维持光鲜亮丽的形象，就要像樊胜美与王柏川一样，一个把租来的房子说成自己的，一个把租来的宝马说成自己的，彼此相互试探对方家底的虚实，哪还有工夫考虑感情的深浅。
若是脚踏实地、不惧人间烟火，就要像邱莹莹一样，把心放宽，和前男友白主管同居，白渣男给出的理由之一是可以分摊房租，后来总算认识了靠谱的IT男应勤，也就不要介意两人是靠盒饭相识。
在生存面前，爱情和婚姻逐渐变成搭伙过日子，这是越来越多奔波在相亲路途上的青年人正在感受的现实。
“不敢任性”关乎收入，但更是一种集体共有的时代气质。连富二代曲筱绡，谈起生意都会为二百万毛利润锱铢必较，哪里还有陆涛那样拿着两千万不当回事儿的潇洒。
精英如安迪和魏渭，网上再怎么心有灵犀、相谈甚欢，第一次见面也会财不外露、刻意隐藏，哪里敢像杨晓芸和向南那样说结婚就结婚、说离婚就离婚。
70后的侯鸿亮，显然比50后的赵宝刚更具现实主义精神。在这个时代，拥有理想是种幸运，而不是崇高，谈论爱情是种奢侈，而不是浪漫。

曲筱绡与樊胜美：“阶级”的隐身与现形从《奋斗》到《欢乐颂》：不敢再任性的青年一代
《欢乐颂》一剧最让人感到痛切之处，在于它以创造乌托邦为开始，却以不断打破乌托邦作为故事发展的动力。
22楼五位美女，原本出身于不同的家庭背景，各自的人生经历也划定了她们实际所处的阶层，但是机缘巧合，共同入驻欢乐颂小区22楼。
同住一层楼，看起来是生活在同一平面，然而这背后的差异，就如同下楼时有人按了“1层”而有人按了“B1”一样，隐蔽而深刻。
在消费主义面前，一切都被折算成金钱与购买力，这种计算方法看起来残酷，实际上却大大简化了阶层之间的差异。
特别是在当前各个商业品牌都希望上下通吃、全产业链布局的市场经济环境下，哪怕是国际一线的奢侈品牌，也会推出入门级的包包、买得起的口红或者与快消品牌合作的服装。
这种现象给人一种错觉，只要赚到足够多的钱，就可以在社会阶层中通行无阻。如果没有原生家庭的负累，月薪过万的樊胜美之流，与月薪数十万的安迪之流，在社交中展现的个人形象，并不会产生天壤之别，她们都可以在别人的目光中披挂一身名牌，哪怕一个是入门级、一个是限量版。
典型的城市新中产樊胜美，就一度产生了这种错觉，在她与富二代曲筱绡第一次交手的时刻，她正精心打扮，准备赴约参加一个精英云集的酒吧开业典礼。
她打量着曲筱绡，发现对方的包包价格压过了自己，于是悄悄换了一个旗鼓相当的手袋，又重新恢复了自信。
改革开放、市场经济初期，我们常常惊叹于资本主义物质的丰富，继而发现金钱的不公和万恶，它竟然可以让有的人沿路乞讨、食不果腹，而有的人可以吃一个扔一个。
然而新世纪的今天，社会进入普遍中产、普遍均等的阶段，当所有人都能吃得饱穿得暖的时候，超市牛肉与神户牛肉差别，已经没有饥与饱这么大。而新中产的樊胜美，也一样买得起富二代曲筱绡所用的东西。
“阶级”的差异，在消费主义的物质资源面前，仿佛已经消失不见。

但是另一方面，“阶级”所造成的裂痕，其实是向着更隐蔽也更深入的方向发展。樊胜美与曲筱绡互知底细之后，一早相见，曲筱绡对樊胜美淡淡说道：“你衣服哪儿买的呀？我妈今天早上穿的也是这件。”
一下刺中了樊胜美的软肋：“买得起”和“用得起”是不一样的。如曲母之辈，自然有底气穿大牌正品睡衣，而对于有钱用在刀刃上的樊胜美，不穿出去给人看的睡衣，当然买的是仿品。
这些“穿在里面的衣服”，成为标定阶层的关键。凭借头脑跻身精英与富裕阶层的安迪，与富二代曲筱绡一见如故，倒是和2202三位性格更亲切随和的小姑娘，并未轻易成为好友。
安迪觉得她们都本性不坏，但是又和曲筱绡一道，点评樊胜美是职场油条、关雎尔教条主义、邱莹莹七窍未开，一一道出她们的狭隘之处。
诚然，安迪和曲筱绡并非完美无缺，后者甚至充满争议，但是两人作为富裕阶层，敏锐地发现了属于新中产的焦虑症：她们全心全意遵循上一阶层制定的规则，模仿精英的生活方式，
因而无从创造属于自己的话语体系，作为社会结构的主要组成、经济发展的直接动力，却只能站在任人评判的位置。
为了维持与富裕阶层和精英群体的相似，樊胜美要费尽心力进入上流社会交际圈，关雎尔亦步亦趋地跟在安迪后面、从专业知识学到生活方式。
然而又在工作、生活、感情危机突然降临的时刻，惊慌失措，显现出内里的空虚——而这些由家庭背景、成长经历造就的决断力，就不是可以简单用金钱可以购买的了。
现形的“阶级”，彰显的正是队伍日渐扩大的中国新中产在自我话语上的匮乏。

中国新中产：寻找新的话语资源
按照国家统计局2014年的调查报告，以平均三口一家计算，家庭年收入6-50万元，成为界定我国城市中等收入群体的标准。中国新一代“中产”，首次得到了官方的数字化界定。
按照这个标准，尽管仰望着2201和2203的两位富裕业主，2202的樊胜美与关雎尔，也算是城市中产，如果按照原著后续发展，樊姐摆脱家庭的拖累、关关顺利转正、小邱网店日益兴隆，那么她们三个都会是中国最典型的中产，代表中国绝大多数城市青年的生存状态。
“中产”的名字固然动听，然而如果只能成为富裕阶层的模仿者，那么她们的生活，或许“舒适”，但永不“体面”。
因而，《欢乐颂》看起来是不同背景青年男女试图在上海立足，实际上则是一群以不同路径抵达中产的人们试图创造新的精神之都。
最无所挂碍的邱莹莹，对安曲二人的高端生活，坦然羡慕，但从不模仿，毫无自卑与嫉妒，充满乐观、进取与知足，展现了蓬勃如野草一般的生命力。
在别人眼中没心没肺、憨傻天真的邱莹莹，反而率先通过开网店这种充满个人特色的方式弯道超车，创造了属于自己的成功之道。
而经过一路挑选的樊胜美，兜兜转转还是做回了王柏川小公司的老板娘，放弃了嫁豪门钓金龟，开始经营一份自己的产业。
而屡屡与曲筱绡在金钱观上发生冲突的赵医生，则始终凭借自身的智力、才华与情趣，让曲筱绡欲罢不能。
2202的小小空间，成为了中国新中产的汇集地。她们既对抗着来自原生家庭、传统社会的阻挠，又反击着来自富裕阶层、上流社会的打压，在当代社会中顽强生存。

在安迪和曲筱绡不带她们一起玩耍的时间中，这三位姐妹相互鼓励、相互帮助，为自己的生活赋予价值和意义。
诚然，《欢乐颂》中，关雎尔、邱莹莹的智商不足以和安迪媲美，樊胜美的金钱和爱情也无法与曲筱绡对抗，智商不同无法成为朋友、财富差距不能愉快玩耍，但是她们依旧在创造着自己的话语资源和价值体系，在板结社会中开拓属于中产阶层的空间，奏出自己的欢乐之歌。
*作者： 薛静（北京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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