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社会舆论的介入，互联网巨头不得不学着避免越界

2018-05-08 17:00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当34岁的扎克伯格、全球超级科技巨头中最年轻的创始人被迫就隐私事件前往美国国会接受议员们的轮番质询，当连接了超过十亿中国人、创造了无处不在的微信、一度拥有亚洲市值最高公司头衔的腾讯被质疑没有梦想时，似乎暗示了一个时代的结束：那个将杨致远、贝佐斯、佩奇、扎克伯格、马云、马化腾们视为偶像、给与特殊关爱的时代。
不包括在此之前已经被用户和谷歌这样的后起之秀放逐的杨致远和他的雅虎，几乎所有的重量级公司近年都遭受了这样或那样来自传统认为属于商业以外的压力：
当初那个将反垄断作为“不做恶”主要内容之一、对微软进行冷嘲热讽的谷歌，近年也一直陷于反垄断调查，并在去年被欧盟以“乱用支配地位、妨碍竞争”为由罚款24.2亿欧元；
在美国，迫于压力，Facebook、Twitter这两家过去纠结于言论自由的社交媒体，终于决定在反恐、假新闻等领域采取积极行动；
在中国，对百度和携程的商业模式的质疑时有出现，阿里和腾讯也都因为自己的某些业务或业务特点而遭受到了社会的质疑，比如腾讯的王者荣耀风波和阿里遭受的来自传统经济和用户（在营销事件中）的压力，甚至连今日头条这样的年轻公司也不例外——不久前其旗下应用内涵段子因为低俗等问题而被永久关停。
糟糕的是，这些糟糕的处境并不能轻易被摆脱，甚至可能再也无法摆脱——除非身处其中的公司能够清醒认识到发生了什么，并找到适当的对策，在年初的回顾与展望文章《社会共治、技术驱动与AT现实》中，尹生将其称为社会共治的趋势，这种趋势的产生来自于如下的因素：
一是随着智能手机的普及，全球互联网的普及率已经接近50%，成为真正的社会基础设施。这从腾讯和Facebook这两大社交网络的用户规模就可见一斑——微信的月活跃用户已经接近10亿，Facebook的月活跃和日活跃用户分别达到22亿和14.5亿。在这种情况下，互联网公司和互联网使用者的一举一动影响巨大，这种影响被互联网广泛存在的网络效应所放大。
二是互联网公司的商业模式具有先天的社会敏感性——至今互联网公司的主要商业模式都建立在对用户数据的利用之上，无论是主要采用广告模式的社交网络还是搜索引擎，或者传统的内容门户，还是那些建立了用户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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