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维迎：创新需要怎样的金融体制？

2016-12-24 11:13

经济增长的方式的转变呼唤着创新型企业家，而创新高度的不确定性和长周期，决定了创新的制度，包括自由产权和法治更为敏感。创新需要完全不同于套利的经营体制。这个经营体制就是私人资本的自由交易形成的体制，我们的商业银行主导的经营体制不适合创新，国有银行主导的体制也不适合创新。
政府主导的产权融资体制、股权体制也不适合创新，因此中国金融体制改革的基本方向，第一就是民营化，第二就是自由化，只有如此我们才有可能变成一个真正的创新型国家，中国的经济未来才有可能维持4%到5%的增长率。
我今天讲的主题是创新需要什么样的金融体制。首先我要说一下我30年多来坚持的一个基本的命题，就是企业家精神是经济增长的源泉。一部经济增长史就是企业家的创业创新史，发达国家是这样的，中国也是这样的。所以理解经济增长关键是理解企业家精神如何发挥作用，离开了企业家精神谈经济增长，无论你是用索罗的新古典经济模型还是凯恩斯主义经济学都不得要领。
企业家精神如何发挥作用推动经济增长呢，我概括两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是通过套利改善资源配置。
第二个方面是通过创新推动技术进步。
所谓套利就是在市场当中发现资源配置的错配，发现不均衡，然后通过改进资源配置来赚钱，最后推动了经济的增长。所谓创新就是引入新的产品，新的技术，甚至新的资源。
我们传统的经济学主要聚焦于资源配置的角度，我认为这是非常有局限的。所以市场的真正功能或者主要的功能不是配置资源，而是推动技术进步。如果仅仅是资源配置，那么一个经济不可能持续增长，因为即使你现在的资源配置不合理，当你配置合理之后它就没有增长的空间了。所以只有不断的技术进步了，才能有经济的增长。所以我们企业家分为两类，第一类是套利企业家，第二是创新企业家。
举一些例子，比如硅谷的企业家基本都是创新型的企业家，而华尔街的企业家基本上都是套利企业家。比尔盖茨、乔布斯可以是创新的企业家，索罗斯、巴菲特是套利企业家。古代的商人就是套利型企业家，创新型企业家是从工业革命之后开始的。
我再用一个基本的经济学模型解释这一点，给定资源、给定技术，任何一个国家在任何时候能生产的最大的产品是有限的，我们经济学家叫做生产可行性边界。这个图里面我们设想一下是X1、Y1，我们可以把X理解为玉米，Y理解为大豆。我们可以设想最初的均衡在C点，在均衡的情况下没有赚钱的情况。
但是由于人类的无知，或者由于激励机制的错误，使得我们实体经济可能在A点，也就是说我们没有能够有效的使用我们的资源。或者我们在B点，就是尽管我们的生产达到了最大可能的边界上，但由于大豆生产了太多，玉米生产太少，所以这时候资源有了错误配置。
企业家的第一任务要发现经济在A点或者在B点，然后发现了他就有了套利、有了赚钱机会，通过他的套利行动使经济趋向于C，这就带来了经济的增长。经济到了C之后就没有增长了，下一个增长来自什么地方？就来自怎么使得生产可行性边界向外移。这个过程中又创造了新的套利机会，这样不断的相互作用，使经济可以持续的增长。
从这个角度来看经济的增长其实表现为新的产品，新的技术，新的市场不断的出现，表现为分工链条的拉长，专业化的加深，也表现为需求结构，产业结构的不断的升级。
200多年前我们人类的使用的产品总数只有10的二到三次方，现在有10个八到十次方，这些新产品都是企业家创造出来的。甚至可以追溯到每一个产品是由哪一个企业家创造出来的。所以把经济增长简单归为人均GDP的增长，我认为是误导的。如果为了经济增长消化过剩产业，过剩产能也是错误的。为了在桌子上不剩饭，然后鼓励大家放开肚皮多吃，最后把自己撑死了，这不是好的思维方式。
我们看一下简单的统计证明，我们不能用所谓的简单的数量增长，其实刚才韩俊主任已经讲到这一点，比如说我们的粮食，1981年的时候中国的人均消费粮食是145公斤，到了2012年只有79公斤。所以从粮食的角度来看中国经济倒退了。但不是，因为我们有不断的新产品出现，现在都有手机、汽车、电脑，而且有些东西在淘汰。过去大家很自豪的家里有辆自行车，现在统计局都不对它进行统计了，就是因为经济的发展。
所以我经常想问的问题，我们看国家经济增长了没有，放在一个更长的事情来看，你爷爷在你这个年龄的时候消费是什么，你爸爸在你这个年龄的时候消费是什么，你消费的是什么，如果每代人都不一样说明经济增长了，如果每代人都一样说明经济都一样。所以我在农村的时候，去了陕西博物馆参观了历史，发现我的消费结构和唐代人的消费结构差不多。当然我们知道过去30年发生太多的变化。
这些都来自创新，我们可以把创新分为两类，第一是颠覆是创新，另一类是改良式创新。
所谓颠覆性创新就是从零到一的创新。改良的创新是对产品的质量、性能进行改进，或者生产成本降低。汽车工业为例，130年前戴姆勒发生了企业，这是革命性的创新。后来亨利福特的自动化生产线也是革命性生产，之后汽车行业没有什么革命新创新了，直到最近的新能源汽车和无人驾驶汽车的出现。再一个例子，比如计算机，计算机在1945年IBM发明第一台计算机之后，经过了从大型机到微型机，再到个人电脑，再到笔记本电脑，再道平板电脑，再到现在的智能手机。这样一个颠覆性变化。
但是每一种特定的电脑又有很多微创新和改良式创新，它的功能在不断的提高，无论是大型机、微型机，甚至现在的智能手机都是一样的。
如果这样来看我们中国的经济简单来说，过去30年中国经济的增长主要来自企业家的套利行为推动的资源配置效率的改进，但这类的企业家套利不仅是中国企业家的套利，也有外国企业家的脱离。我们中国的经济增长有相当一部分比例是外国企业家通过他的套利贡献给我们的，包括外资企业进入中国。
为什么套利可以带来这么快的增长？
很简单。第一个，中国长期的计划体制和闭关锁国使得我们中国自身有巨大的套利空间，这就是改革开放初期大家看干什么都可以赚钱，因为什么都短缺，还有大量的过剩劳动力，还有土地、资本，都能够有效的利用。另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说开放本身给我们带来的套利空间。
在这个图形里面我假定在开放之前有两个国家，每个国家的经济都得到了最优配置，A点和B点。如果我们把这两个国家加起来的，得到的生可行性线就是这个图上的虚线，均衡点就是A+B这个点，如果两个国家开放了，本身向外移了，移到后面的X1、Y1这个实线。因为第一个国家原来用的技术第二个国家没有，他们通过先后的借用对方的技术，技术引进，或者通过相互的资源交换，就可以实现更大的生产可行性边界。
也就是说仅仅开放就可以提供巨大的套利空间，这就是我们看到中国开放之后，不仅使得中国企业家能够赚钱，也使得外国企业家能够赚钱。中国便宜的东西美国很贵，美国便宜的东西中国可能很贵。我们把第一类东西出口卖到美国，第二类东西从美国进到中国，这就可以带来中国经济的增长。
但是下一步会怎么样呢？我觉得套利的空间越来越小了，特别是我要讲过去外国的企业家，我指的是发达国家的企业家他们在面前创新，中国的企业家跟在后面进行套利。
容易套利的我们都套过了，还有一些套利空间用起来很难。比如外国人发明手机，我们生产手机套利，山寨很容易。但是生产手机的母板就很难，现在中国企业家也可以生产母板了，但是我发现他生产母板的机器不是德国就是日本的，零件都没有中国的。因为生产模具的这种机械设备的套利要求自身有很高的技术积累，而这点中国仍然有很大的欠缺。所以说如果套利空间在逐步的缩小，模仿的可能性越来越小，中国企业家怎么赚钱？只能靠创新了。那外国的企业家简单再中国赚钱也不太可能了，也要靠创新。
这就是未来中国的增长就是要由套利走向创新。或者简单来说过去30多年套利型的企业家推动了我们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尽管我们现在还没有完成。未来我们需要靠创新型的企业家推动我们由配置效率改革的增长，到创新、新技术驱动的增长。
这里我要特别强调一点，我们经常说中国的经济现在认为是世界经济增长的引擎，既然我们认为是世界经济增长的引擎，如果世界经济增加下降了，我们就认为自己有责任，我们这个引擎可能出问题了。我们不能一方面认为自己是世界经济增长的引擎，而另一方面我们又增长速度下降了，说外国人给我们制造的，这点在逻辑上不能自圆其说的。
现在我们面临的挑战，怎么使得套利型企业家逐步转向创新型的企业家，传统的企业家比较难，难就难在一个人他赚惯容易的钱了，让他赚难的钱比较困难。也就是过惯轻松了日子，要让他过苦日子比较难。但我们确实有一些成功的例子，包括联想、华为这样的企业，他是给了我们很大的鼓舞。也就是说华为也好、联想也好都是从套利开始。
但是现在他们转变成了非常具有创新能力的企业，这值得好多中国的企业家去学习和思考。我更关注的是什么样的制度能使得我们中国的企业家更有创新的积极性？无论是套利和创新都对制度有要求，这个最基本的制度就是自由、私有产权和法治。
但是套利和创新对这三个方面，自由、产权和法治的依赖程度是不同的。诱发套利的行为制度不一定能够诱发创新。为什么呢？因为这有两个重要的区别，我们看创新的两个特点。创新第一个特点就是高度的不确定性，第二个特点就是周期特别长。在这个图里面横坐标表示时间，纵坐标表示了不确定性。这样看的话套利它在这个图的左下角，颠覆性创新在图中右上角，改良的创新在二者之间。也就是说创新比套利不确定性程度高，比它的周期也要长。
我简单给大家分析一下。
要理解的话不确定性首先我们要在风险和确定性之间做出区分来。我们经济学家和管理学家脑子里讲的不确定性，经常指的是风险，而风险和不确定性是很不一样的，这一点美国的经济学家耐特在1921年就指出来，简单来说风险是可以量化的，不确定性不可以量化。
风险是具有基于大数概率的统计，因此可以保险降低。而不确定性没有统计概率，没有分布函数，因而是不可降低，不可保险的。而且风险是外生的，就像我们今天下雨不下雨的问题，雾霾有多重。而不确定性不是内生的，它依赖于企业家本身的行为。
因为这不确定性本身并不能够通过过去的数据分析，给我们提供指导。创新是什么？创新不是通常意义上的风险，创新最大的特点就是充满着一系列的不确定性，没有人能够预料你的创新能不能成功，也没有人能够计算出成功的概率是多少。如果创新只是说我们传统意义上的风险的话，我相信会有好多保险公司为创新提供保险，成功了白交保险费，失败了他给你补偿，我想这是一个很好的保险事业。
但是没有，就证明创新本身它不是一个风险问题，它是一个不确定性的问题。
现在我们知道大数据时代，大数据给我们带来了好多好处，但有些人由此认为大数据可以减少不确定性，我觉得这一点是错误的。
那么大数据可以降低风险，但是大数据不能解决创新面临的不确定性。好比说大数据没有办法预测为什么等离子电视，或者背投电视没有竞争过液晶电视，也没有办法告诉我们为什么易趣没有战胜淘宝，为什么往来败给了微信，为什么Uber在中国市场上败给了滴滴，这些都是大数据没法告诉我们的。
那我们再以刚才提到的计算机为例，从大型机、微型机、台式个人电脑、笔记本电脑、IPA，智能手机的创新过程中，我们看到每次新的引领者都与过去的引领者不一样。大型机垄断者IBM错失了微型机市场，笔记本电脑最大的生产厂家是日本的索尼、夏普、东芝，为什么？这是数据不能解释的。
如果数据可以解释这些问题的话，先前的领导者拥有的数据一定比后来要多。比如说IBM有关计算机的数据一定比后来微型机比后面的公司要多。但是他们没有成功，那也就是说数据本身不能够告诉我们企业家应该做什么。
这些先行者是因为他们的判断出现失误，与数据没有关系。所以企业家精神一定要超越大数据，当然我不否认大数据可以对企业家决策提供帮助。但仅利用大数据的决策充其量只能叫科学决策，不能叫企业家决策，企业家决策完全不同于科学决策。
创新而言数据能提供的帮助非常有限，大数据没有办法告诉企业家应该做什么，企业家对未来的预测不能基于统计模型，也不能基于简单的计算，而是要基于自己的心智模型，我们的判断、我们的判断、我们的勇气。
我们知道亚马逊拥有图书市场的大数据，他可以根据用户一万个购买行为建立推荐新的书，我相信你并没有买过他所有推荐你的书，因为他的信息仍然不能包括你所有的偏好。但最重要的是亚马逊的大数据并不能够告诉我们未来哪一本书会畅销，你知道了2016年的畅销书，对你预测2017年的畅销书毫无价值。当然更不能告诉我们每一个作者应该写什么书，如果一个作者要根据大数据来制定自己的写作计划，我觉得他十有八九会失败。
如果一个出版社根据大数据来制定明年的新书出版计划，他不会成功，至少不是优秀的出版商。如果一个国家我们等待着计划机关根据亚马逊数据和当当网的数据告诉我们什么是明年的出版计划，那这个国家的出版市场一定是大灾难。
当然我还要强调一点创新的周期非常的长，套利可能在几秒钟完成，比如金融市场的套利，过去的投机倒把的套利一两天就可以完成，乡镇企业的套利三个月就可以完成。但是创新需要三年五年，甚至十年八年，甚至更长时间。
好比我这儿举几个简单的例子，蒸气机从1764年瓦特拟出草图，最后投入生产是1976年，1986年才开始盈利。甚至像小孩用的一次性尿布，这样看起来低科技的产品宝洁公司从研发投入，到市场投入花了整整十年时间。当然我们今天好多的新公司似乎很容易拿到钱，但是这并不等于市场已经认同他们，而是投资者在赌他们。
这两个因素结合起来就可以画出这样的曲线，横坐标代表时间，纵坐标代表可盈利性。套利是一开始就赚钱的，但是赚钱越来越难，最后趋于零。创新是一开始就亏损，或者可以说凡是一开始就盈利的事情都不能叫创新，只有一开始亏损的事情才可能是创新。
而且亏损了可能三年五年，甚至十年八年，就像中国好多计算机网络运行十年了，花了几十亿，还没有赚钱。消费者支付的费用还不足以使得企业盈利的时候，谁来替他买单？这就是投资者。那投资者为什么要为这些亏损的企业买单呢？是因为他预期未来如果创新成功了，消费者会买单，则可以赚大钱。这样的话我们就看一下创新需要什么样的制度。
简单来说创新需要投资者和企业家对未来有一个稳定预期的制度，十年、二十年之后，他成功了，他仍然能够得到他创新应该得到的回报。如果一个制度不能给大家一个稳定的预期，这个制度就不可能真正的鼓励创新。我要特别强调一下，我们中国今天的企业家总体来讲也许可能是套利，但是不适合创新。
下面我要聚焦于金融体制讲一点，我们从刚才这个图里面可以看到，创新对金融机制的敏感程度，远大于套利对金融体制的敏感程度。我们需要什么样的金融体制呢？创新的特点决定了创新所需要的投资只能来自股权，而不能来自债权，这点是跟套利不一样的。套利的资金可以来自债权，而且事实上大量的债权用于支持套利。下面我具体谈几点。
第一点，银行主导的金融体制是不适合创新的。我们知道经济学界有关金融体制的争论很久，日本和德国银行主导模式好呢，还是英美的股票市场主导模式好？从我刚才讲的理论来说大家应该很清楚，银行主导的模式是适合套利的，而股票市场主导的模式更适合创新。
其实商业银行最初就是为套利而生产的，你要做生意，货还没有卖的时候要进货要钱，所以你先借钱，等货卖了以后还钱。或者你现在有投资，产品还没投产的时候借钱，跟银行借款，然后卖出去以后还上。
所以商业银行主要是为企业家的套利而融资。所以商业银行最重要的是风险控制，他充其量只能支持微创，轻型的改良式的创新，不可能支持颠覆性创新，因为颠覆性创新风险太大，如果商业银行投资的话，他的负债率会在50%以上，会破产。
直接融资市场对创新非常重要，我们看美国为什么能引领创新，很大程度上来自于他的非银行的这种金融体制，还有以色列，2008年的以色列的人均投资资本是美国的2.5倍，是欧洲的30倍。所以以色列才能成为创新型国家。
第二点我要强调国有商业银行不可能服务于创新，为什么呢？因为国有商业银行主要服务于国有企业，国有企业本身只能进行套利，不可能进行创新。因为他既没有创新的积极性，他们面临的监管制度也不鼓励他们创新，我们政府没有办法在创新投资和不负责的投资之间做区分。当我想在座的有优秀的企业家我要对提高表示歉意，也许我说的这点不适合你们，包括我们在座的宋总。但是我想总的来讲，国有企业不可能成为创新的企业家，尽管他可以成为套利的企业。
如果投资之间主要由国有商业银行来分配，那我们这个国家不可能成为创新型国家。我们知道中国是世界上储蓄率最高的国家，也是储蓄率额最多的国家。那为什么BAT都是外国人投资起家的，我们这么多的投资基金为什么没有几家创新呢。显然与我们金融体制有关。
第三点，我要强调一下对私人投资的管制不利于创新。创新需要的私人资本可能来自天使投资、风险投资或者PE，或者IPO，但是我刚才讲到不能来自债权融资。那股权融资是私人之间的契约，资本所有者资源的选择，如果他们不能自由选择，就不可能把这个钱投入到最有前途的创新项目中。
所以我说如果是私人资本，那政府就不应该对他进行过多的管制。比如说股票融资，不应该受到额度的控制，也不应该受到准入门槛的限制，无论是以产业政策的名义实施的投资审批，还是以保护消费者的名义、保护投资者的名义实施的标准的规定都不利于创新。
我据个简单的例子，好比钢铁业，现在美国50%以上的钢铁产量来自中小企业，因为上世纪六十年代出现了一个新的炼钢技术，八十年代又出现了薄板连铸技术，使得中小钢铁企业的成本大大降低，低于大型钢铁企业。
如果我们说钢铁这个传统行业必须有规模经济，如果规模太少政府不批准的话，那这两种技术都不可能出现。这两个例子可以说明，从技术的角度讲没有一个产业是传统产业，因为每个产业的技术都在进步。如果我们政府不允许企业家自由的选择，不允许投资者自由的选择，我们以一些保护环境，以提高效率的名义限制私人的投资，这些新技术就不会出现。
还有准入门槛，过去上市规定几年盈利才能上市，那我们想一下一个企业为什么要融资，是因为现在消费者买单的钱不足以让他继续发展下去。因为他亏损才要容易。但我们提出的要求是如果你亏损你就不能融资，只有钱多才可以借钱，才可以在股票市场上拿钱，这本身就是荒唐的。所以如果我们这样一系列的规定，创新根本不可能出现。
我还要强调一点，政府的投资或者政府的PE也不适合用于创新。刚才讲到资本融资和创新很重要。现在我们国家建了好多个政府资助的，政府引导资金，到2015年底总共有780多家政府引导基金，管理着2.18万亿的投资基金。这是五倍世界上其他CV基金，中国现在成为了VC、PE最大的资金国。
我认为这是一个错误，因为政府投资基金和私人投资不一样，我们没有办法保证政府的投资基金它的钱真正投资于值得投资的项目，因为花钱的人他这个投资亏不亏，与他的利益没多大的关系。而且政府的投资基金创造了更大的寻租空间和腐败空间，即使排除掉这些仍然有一个问题，当政府给钱的时候企业家精神就没有办法有效的出现，这是我们自己早年的研究当中证明这一点。
如果每个人都可以拿别人的钱去投资做企业家，成功了你得到好处，失败了成本给个人，阿猫阿狗都可以做企业家，那最后钱就是巨大的浪费。即使没有腐败，仅仅因为逆向选择也导致政府创造了这些投资公司，无论叫政府引导资金还是创业基金，最后一定是没有效率的，或者说一定失败。
最后一点我强调一下服务于宏观调控的金融体制，也不利于创新。我们今天的金融体制很多程度是属于宏观调控，经济过热我们有提高利率。如果经济疲软我们就要扩大信贷，降低利率，服务于宏观调控的金融体制。
但是按照周期理论，信贷扩张是导致企业家错误投资的主要原因，也就是金融危机的主要原因。按照熊彼特的理论，创新都来自于新产品、新企业，淘汰老产品、老创业的过程，所以这是创新的周期。
2009年政府花了数千亿钱让农民买过时的产品，这使中国家电企业的更新换代延长了五年。有研究表面创新活动在衰退的时候经常会更进一步的开始，原因是市场饱和，企业没有办法从现有的产品当中赚取更多钱的时候，或者现有的产品亏损的时候，那么他唯一的选择就是引入新的产品，也就是进行创新。
我从这五个方面概括说，如果我们需要的一个金融体制，一个有助于创新的金融机制不是我们现在的金融体制。
我总结一下今天讲的内容。经济增长的方式的转变呼唤着创新型企业家，而创新高度的不确定性和长周期，决定了创新的制度，包括自由产权和法治更为敏感。创新需要完全不同于套利的经营体制。
这个经营体制就是私人资本的自由交易形成的体制，我们的商业银行主导的经营体制不适合创新，国有银行主导的体制也不适合创新。政府主导的产权融资体制、股权体制也不适合创新，因此中国金融体制改革的基本方向，第一就是民营化，第二就是自由化，只有如此我们才有可能变成一个真正的创新型国家，中国的经济未来才有可能维持4%到5%的增长率。谢谢大家。
【来源：凤凰大学问作者：张维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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